一日心期千劫在——和罗宗强教授共处二三事

原标题：一日心期千劫在——和罗宗强教授共处二三事

收到了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去世音讯，我走出阳台，眺望北方，黯然神伤。其实，我也料到这不幸的作业，迟早是要发作的。由于本年春节，我曲折托人代我向宗强兄拜年，得回的消息是：他已昏迷不醒，认不清人，听不到声。我知道他病况危殆，且进入高龄，天然规律无可抵抗，因而，对他会呈现状况，也未尝没有思维准备。但一旦成为现实，伤感之情，仍然无法克己！多年来，和宗强兄和我共处的情形，点点滴滴，记忆犹新，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回放。

《罗宗强文集》

我和宗强兄，结业于不同的校园，作业在不同的当地，碰头的时机也并不多，但相互都从事我国古代文学的教育科研作业，一旦相识，一夕深谈，就像纳兰性德所说的那样：“青睐高歌俱未老”，“不信道、遂成至交”！我知道，我的业务水平，远不如他，性情也全不相同，居然意趣相投。明显，只需心灵沟通，“一日心期千劫在”，相互可成神交。

关于宗强教授在学术上的效果，学坛是公认的。他不只著作等身，在我国古代文学研讨范畴中，做出了很大的奉献，他还培育了一批超卓的中年学者，有些已成了这一范畴的主干。在宗强兄去世当天晚上，有报刊记者正常采访我，问及对他在学术上的点评。我以为，在新我国建立以来，罗宗强教授对我国古代文学思维开展史上的研讨，最具体系性和立异性。他在承继前人研讨的根底上，又逾越了前人。刚刚由中华书局的出书十卷本《罗宗强文集》，正好会集地展示出他出色的效果。

我和宗强兄的知道，开端时纯属偶然。记住在1984年，我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召集人是北京大学副校长，闻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教授。其他近二十人，都是老一辈的大师耆宿。此外，被聘的还有叶子铭、严家炎、章培恒、裘锡圭先生和我。那时，咱们几位都属五十岁左右的“年青人”。现在，这届成员绝大多数已归道山。剩余的包含裘、严先生和我，都成为皤然老叟矣。

我榜初度参与学科评议组的作业，形象最深的是三件事。在这里，也趁便回想当年作业的状况，好让诸君多少知道学位评议问题的来龙去脉。榜首，我清楚记住，在各学科评议组成员初度整体大会上，教育部的领导首要慎重阐明：原本，但凡教授，天然就可带博士研讨生，这全世界的常规，没有所谓“博士生导师”的说法。但在八十代初，刚刚康复研讨生招生，假如一会儿全面铺开，很简单呈现“一放就乱，一乱就收，一收就死”的问题，因而，有关高校博士点的建立，和对博士生导师的评选，要逐渐探索。首要要有一段时期过渡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致审定。比及条件成熟，才把授予权逐渐下放，那时分，“博士生导师”的衔头，天然逐渐撤销。谁知道，后来所谓“博导”，竟成为教授之上的一个固定层次，真实匪夷所思！

第二，各学科评议组，也研讨了学术杂志分类的问题。其时，咱们都很明晰，杂志应依照学科等级分类。例如在我国语言文学学科中。我国文学属一级学科，凡属刊载研讨中外古今论文的杂志，归于一级的刊物。在一级学科之下，古代文学，属二级学科。那么，专门登载研讨我国古代文学论文的刊物，便属二级的刊物。这一级和二级杂志，纯属是出于学科分类的需求，而不是以学术水平凹凸，以优秀中劣来区别。有些论文，研讨目标越专，便会宣布在三级学科所属的杂志上，由于所论及的问题，会更专门化，论文的学术水平，甚至会高于一级学科杂志宣布的文章。当然，咱们也都了解，有些学风谨慎，历史悠久的名刊，刊登论文的水平，或会高些，这也是现实，但并非篇篇如此。因而，咱们在评定论文时，就只从论文的水平考虑，而与它由什么杂志宣布无关。谁知道，这归于常识性，并且应该是有案可查的规则，后来竟被误解，把学科分类的杂志，视为水平髙低的标志，更是匪夷所思！

第三个最深的形象，就和宗强兄有关了。那时，学科评议组会集在“京西宾馆”作业，每天除开会外，首要时刻，用于审理各高校送交的材料，包含申报博士导师学者的论文。这一来，评议组成员，对各校的师资力气，有了明晰的比较。当年，在申报博士点中，就有南开大学中文系和有关罗宗强的材料。那时，我并不知道宗强兄，当细心拜读他的论著时，反复推敲，知道他水平很高，但又怕判别有失，便敲开章培恒教授的房门，向他讨教。谁知章先生己阅读过他的材料，观点和我彻底一致。那一届，南开的王达津先生也是评议组成员，他翔实地介绍了有关团队和罗教授的状况，通过背靠背的评论，多位老一辈的学者，也都审读过南开博士点的材料和罗宗强教授的论著。通过投票，宗强兄的博导资历，顺畅通过。

又大约过了两月，我出差赴京，趁便访问《全元戏剧》责编弥松颐先生。弥兄结业于南开，在人民文学出书社作业。我抵达弥府，本来宁宗一、张燕瑾、黄克先生等诸位南开校友，都已在座。其间还有一位，素未谋面，一经介绍，本来就是罗宗强教授。初度碰头，只见他相貌清癯，话并也多，还有点拘束。

那天，弥兄请咱们吃饺子，我看见桌上有大蒜，剥开便吃。咱们很古怪，怎样广州人也能吃生蒜了？我便解说，1958年，我赴天津，探望在女七中教育的女朋友。在饭堂里吃面时，看见咱们都吃蒜，我猎奇，也逞强，试着也吃，觉得别有风味。同桌的中学教师笑了，都说：您既能吃蒜，不如要求到南开作业吧！这能够很快成婚。我又对一起吃饺子的诸君说：假如当年真的求调南开，现在和诸位，就是校友了！其时，咱们都笑了。谁知罗教授悄悄说了一句；“假如当年您到南开作业，那就费事大了！幸而您没来。”其时，咱们都嘻嘻哈哈，我也不以为意。不过，这是我和宗强兄初度知道时，仅有记住的一句话。

过了两三个月，我遽然接到宗强兄的来信，说他有事要返家园揭阳，想趁便到中大访问。我马上标明欢迎。过几天，便在中文系主任作业室里，见到了他。问寒问暖几句后，他径直说，他脱离家园，已二十多年，很不便利利。广州离揭阳近，因而，期望调到中大中文系作业。我一听，喜从天降，当即标明，他如能成行，我必定能够和校方沟通，满意他提出的悉数要求。其时，他也很快乐。我赶快把党总支书记请来，阐明宗强兄的主意。书记也很支撑。但又提出，依照程序，需求由宗强兄写一公函，寄给咱们，咱们才干宣布商调函。当年，人事制度比较严厉，宗强兄也很了解，标明回津后，当即和有关方面沟通。这一次会晤，咱们相谈甚欢，我觉得他虽不善言辞，但诚实可亲。咱们交换了通讯方法，愉快分手。

宗强兄想到中大作业，让我非常振奋，以为鸿鹄将至，咱们很快能够添加新的博士点。可是，等了一两个月，却未收到他寄来信件，只好去信问询。他打电话告知我，说来不成了，王达津教师不赞同，只好作罢。我知道，师命难违，没有回旋余地，真实惋惜得很。今后几年，逢年过节，也互寄贺卡，相互致意。

1990春天，我到杭州参与学术评定会议，恰巧和宗强兄编在同一个房间，我喜从天降。那一晚，今夜长谈，相互沟通学习和作业的进程。我这才知道，虽然他得到王达津教师的欣赏，但一贯被视为走“白专”路途，不断挨批。结业后，即被派往赣南师专作业，这以后又被派到乡间，参与中小学的整改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备受种种折腾。我也才了解，他所说幸而我没有调往南开的意思。其实，其时高校的习尚，也差不多。我告知他，在六十年代，我曾和学生下乡，参与“整风整社运动”，长达一年左右，地址就在揭阳。宗强兄很快乐。问我对揭阳有什么形象。我厚道告知他，形象最深的，是挨饿。每顿吃的是一小盅清沏的稀饭，叫“糜”，外加一小碟只醃了几天，带有虫卵而没有煮过的芥菜。每次开“饭”，咱们便唱“洪湖水，浪打浪”。不久，我患上水肿。后来调回校园，一天，到膳堂排队买饭，忽觉肛门奇痒，回身搔抓，谁知啪的一声，一条长及数寸的蛔虫，应声而下，还能在地上弯曲活动。同志们大笑，真实尴尬得很。我告知宗强，这是拜盛乡之赐，也是当年留下最深的形象。宗强兄乐了，赶忙拿出一袋茶叶，用泡“功夫茶”的方法，给我泡茶，标明这是从家园揭阳带来的名茶，给我一尝，也作补偿。这茶香气扑鼻，进口回甘。究竟年代不同了，通过十年的敞开变革，从茶香中，咱们都感遭到揭阳人民生活的改变。

那晚深谈，奠定了咱们之间的友谊。咱们谈学识，谈人生，谈相互的治学方向，也谈及对现实状况的知道，主意彻底一致。他说知道我遭到一些冤枉，但看到我安然达观，也就定心了。咱们越谈越振奋，加上同是岭南人，真感相见恨晚。咱们一边谈天，一边喝着浓茶，到了深夜三点多。遽然，我觉一阵晕眩，冒出盗汗。宗强兄一见，说我醉茶了，赶忙扶我卧床歇息，我很快便睡着了。本来，茶能迷人，友谊更能迷人，我感遭到“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己”的真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不必开会。早餐后，便一起到西湖漫步，在分花拂柳之间，迎面走来两位年青的尼姑，面貌比较娟秀。我在广州，解放后从未见过尼姑；况且她俩年岁悄悄，便要剪发落发，真实难以想象？那尼姑发觉我在看她，她也回看着我。宗强兄在后边，小声说，“她在看您哩！”又暗暗推我一把，赶忙脱离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只好搭讪说：“色即是空。”宗强兄一笑，指着西湖的水光云影，回应说：“空即是色。”宗强兄一贯严厉，正襟危坐，这是咱们平生仅有一次的恶作剧。我也发现，宗强兄有时似较迟钝，其实思维非常灵敏。

宗强兄做学识仔细，教育和作业仔细，有时连鸡毛蒜皮般的小事，也很仔细。有一次，咱们谈起傅璇琮先生的近况。我不经意告知他：前一阵在北京开会，我和老傅同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。晚上，一起在房里看电视。遽然，电视信号出了问题，画面不见了，满是雪花。老傅连说怎样办？我生性恶劣，到老不改，便想逗逗老傅，说：“没联络，看我搞定它。”所以，坐在床沿，两手指着电视机，作发气功状。很快，电视画面康复了。其实，我哪里懂得气功？仅仅逗着玩。老傅却大惊，以为我真在“发功”。第二天开会，还告知一些朋友：“当心了，黄天骥会气功！”我说起这故事，宗强兄也笑了，说他常和老傅碰头，要告知他别胡说。我说：算了，这仅仅趣事一椿，别仔细。宗强兄说不，这事可大可小。过了一段，宗强兄告知我，他问过老傅了，老傅仍然半信半疑！我大笑。在学界中，老傅做学识非常勤勉，修改书稿，明察秋毫，却又有点诙谐，也会有点迂气。但我更发觉，宗强兄事无巨细，都要仔细落实，一丝不苟。

1991年，宗强兄被选为南开中文系主任。我心想，以他细微内向的性情，年岁也渐大，能担任繁杂的行政作业吗？后来知道，他干得很仔细，连学生宿舍的清洁问题，也跑上跑下，检查督促，为团体作业的前进，非常仔细地作业，得到师生们的敬爱。其时，咱们各忙各的作业，碰头时机少了。但从1995到2004年，状况又大不相同。由于，从1995年开端，咱们都应邀加了由袁行霈教授主编的我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作业。宗强兄和我，别离参与魏晋隋唐卷和宋元卷的分卷主编。到1999年末，复旦大学被教育部赞同建立我国文学史要点研讨基地。章培恒教授任主任，一起，建立了学术委员会，研讨基地邀请了宗强兄和我参与。会上，培恒教授被选为学术委员会主任，宗强兄和我，别离被选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这七八年期间，咱们差不多年年都能团聚，我向他学习的时机，也就多了。

记住在1996年，文学史编写组，在济南举行整体编写人员作业会议，特别侧重评论怎样遵循“守正出新”的编写政策。会上，在怎样组织章节的问题上，翻开热烈地评论。分卷主编的定见，还未彻底一致。会议完毕后，放假一天，会议组织者让咱们乘坐大巴，同登泰山。那天，年岁稍大的教师坐在前边，较年青的坐在后边。我和宗强兄，则别离被组织在两头靠窗的方位，不便利攀谈。所以相互打个眼色，一起站起来，走到车厢的最终一排，请两位年青人和咱们交换方位，好让我俩便利攀谈。

那天，一路上，咱们挨在一起，促膝攀谈。从怎样对待“新三论”，谈到怎样坚持历史唯物主义，以及怎样辨证地看待文学开展的问题。记住其时谈得最多的，是怎样点评李商隐？由于宗强兄以为，曩昔的文学史教科书，对李商隐点评偏低，以为在新编的教科书中，应该添加论说李商隐的重量，应该侧重重视他对爱情诗的立异价值百科问题。我支撑他的建议。一起，我知道他很重视明代的文学思维，便向他讨教明代戏剧与诗坛文学开展的联络。他也提示我，多留意汤显祖与李卓吾之间文学思维的异同。我到谈得非常投入，遽然，他问我：“在李商隐的悉数诗句中，您最喜欢是哪些语句”？我稍犹疑，回答说：“您要我说真话？仍是应酬话？”他说，当然是真话。我又沉吟半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一春雾雨常飘瓦。”宗强兄一听，悄悄拍拍我的大腿，慨叹地轻吟：“尽日灵风不满旗！”然后，咱们相视而笑，看来咱们对李商隐的模糊、伤感、凄清而有所等待的爱情，都有怜惜的了解。明显，他在灵魂深处的审美观，也和我相同。而这悉数，又尽在不言之中。

2012年5月5日，在北京举行的《我国文学史》修订会议上，罗宗强先生（右）与黄天骥先生攀谈。黄仕忠摄。

本年春节前夕，我收到他寄来由中华书局出书的《罗宗强文集》，书共十册，非常厚重。翻开一看，扉页上，是宗强兄画的一幅画，竹叶斜飘，似乎灵风拂过，微雨迷蒙。梢头上，依偎着一对小鸟。画面的题字，正是李商隐《重过圣女祠》中的那两句诗。我多少了解宗强兄刊登这幅水墨画的意趣。李商隐的这两句诗，或许正是宗强兄大半生心境的描写。我逐一翻读他的文集，也想起当年同往泰山的情形。那天，从济南到泰山，旅途计有一百公里。在近两个钟头车程中，我和他底子没有看那沿路的风光，只一味论文论学。到了泰山脚下，咱们也累了，没有爬山，只在邻近散步歇息。比及乘坐缆车的年青搭档下山，便仓促分手，我从邻近机场，迳返广州。那一天，我收成真大，觉得比登泰山、看景色，有意思得多。

咱们在复旦和在京相叙的时分，常常会沟通怎样培育博士研讨生的问题。他问我：中大戏剧研讨团队很完好，你们是怎样上课的？我告知他：咱们选用两种方法，一是团体评论。评论时，同一学科的几位导师，整体参与。每次找一个论题，让一位学生先做准备，会上作简略的讲话，然后师生以这论题为由头，翻开评论。能够相互争拗，相互弥补。从评论中，研讨生能够了解不同教师的治学思路，转益多师；也让学生在争议中，碰出思维火花，培育敢于立异的才能。至于个别辅导，只需同属戏剧史学科的教师，能够随时讨教，无需考虑谁是谁名下学生的问题。宗强兄很赞同我的做法。我知道，他对研讨生的辅导，非常严厉，在生活上则非常慈祥关怀，也向他讨教培育研讨生的做法。他告知我，上课时，指定学生同读一本经典，又指定同读几本不同的版别、注本，然后在评论中，各持己见，这能够让学生根底厚实。我大受启示。有几年，我发现中大古代戏剧的博士生，对元典不行了解，基本功不行厚实，便参阅宗强兄的做法。团体上课时，在不同学年，别离研读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《易经》等元典。在研读中，则以同一注本为靶子，提出各自的解说。最终由我提出自己的定见。研讨生们以为，我对《周易》的了解，有些新意，鼓舞我将它的六十四卦，悉数论析。这就有了《周易辨原》一书的出书。我了解，这本论著，应是我吸取了宗强兄的教育方法，然后取得的效果。当然，在共处的进程中，我知道他学风的谨慎，学习的勤勉，对所从事的学科有全盘的考虑和体系的研讨，是我不能企及的。但作为同一辈学人，在共处的进程中，也得到精力的启示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2015年头，我接到复旦大学黄霖教授的电话，他告知我，将由傅璇琮先生主编，由复旦大学出书社，出书一套“今世我国古代文学研讨文库”。当选者共十人，期望我把书稿寄交。我其时容许了。后来一想，不当，由于刚把一本书稿，交给了另一出书社。对方已容许出书了，我哪有功夫又弄出一本？不得已，便拨通傅璇琮先生的电话，问他主编这套“文库”，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也告知我的尴尬之处。傅先生究竟是老行家，他问我，和对方签了合同没有？我说：还未签哩。老傅便大声说：“黄天骥，您赶忙取回来，宗强也有一本书，收在“文库”内，您怎能缺席？”我一听，如梦初醒，赶忙把书稿取回，题上了《冷暖室论曲》的书名，奉交黄霖教授。

到2016年《文库》出书：我翻阅其间所收书目的姓名，不由楞了。但见宗强兄的书名，竟是《缘由居存稿》。“缘由”与“冷暖”，都不是敌对与一致，相对成文么！那一段，我和宗强兄，并没有联络过，怎样新书命名的意趣，居然如此类似？我想，或许是咱们都深受辨证思维的影响，或许是其间真有一种缘分的存在吧！

2020年5月9日于中山大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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